早在歐洲碳排放權初始配額剛確定時，國外的一些學者針對碳排放權交易的碳排放許可、分配、交易、管理，以及交易主體的創(chuàng)設、準入以及可能面臨的問題和挑戰(zhàn)等各個層次開始了相關研究，理論研究和政策性成果建議較為成熟。如Hahn（1984），Rubin（1996），Godby、Mestelman和Muller （1999）等人側重于使用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分析方法，對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中的覆蓋范圍、時間柔性、配額的儲存借用等方面進行研究;Philippe.Q和Catherine.B（2002）綜合文獻與實踐研究，回顧了10個領先運行或正在運行的碳排放權交易計劃，并從覆蓋的空間與行業(yè)、碳排放權配額的分配、交易平臺建立、監(jiān)測和執(zhí)行情況等方面對這些計劃進行比較，最后提出對歐洲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全面建議;John C.V.Pezze and Frank Jotzo （2007）從全球各國的經濟發(fā)展與碳排放增長的不確定性出發(fā)，研究指出總量控制模式下的碳排放權交易在推動節(jié)能減排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障礙;Tihomir Ancev， Todd Sanderson and Regian Bctz （2009）在對碳排放權交易進行“成本—收益”分析的基礎上，指出可變部分賠付可以使用更低的社會成本完成相同的減排目標。

 

另外，也有一部分學者對歐盟碳排放市場的效率進行了評價。Joachim S.，Karoline R. and Regina B.（2009）認為，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最成功之處在于能夠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，不斷調整和修正體系中存在的不足，提高體系的運行效率，激發(fā)相關產業(yè)部門不斷開發(fā)創(chuàng)新低碳技術的積極性[12]。Sullivan R.and P.feifer S.（2009）也對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做了很高的評價，他們認為由于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存在，使得歐洲的金融機構、交易者以及投資者等，對于碳金融交易的關注度不斷提高[13]。Monjon S. and Quirion P.（2010）就如何對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范圍進行調整展開了談論，主要從配額數量等角度進行界定，使其具有更廣泛的運用[14]。Venmans F.（2012）對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實施的第一階段（2007）進行了事后實證研究，他認為盡管第一階段的配額數量分配過多，并且存在碳泄露的情況，但該體系的可行性仍是積極的[15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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